作为两院院士，对于如何将智慧转化为生产力，他们更有发言权；链条上每个环节孰轻孰重，他们心知肚明。昨日，武汉科技大会院士论坛中，赵梓森、潘垣、熊有伦、朱英国、刘经南和邓秀新6位在汉院士各抒己见，妙语连珠。
做科研“不差钱”
中国的“光纤之父”赵梓森，自称对经济的理解很肤浅。但他能简单明了地概述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之间的投资、利润分成，依次为小、中、大。
在成果转化中，“中试投资”是最关键的环节。但他说，现实版中，投资去向往往“两头大”，即主要投入于研发和市场推广，“节省”了最不该省下的技术中试阶段。
“业内人常常戏称如今做科研不差钱。”果树学专家邓秀新言语犀利，在国内，大量的科技经费多用于基础研究、应用研发等上、中游科研阶段，而真正能将科技变为生产力的成果转化阶段，经费却捉襟见肘。
有的成果“先天不良”
技术成果，究竟有多少能为生产力服务？
邓秀新自问自答，目前国内的科学驱动（新发现推动新技术的发明）大于问题驱动（实践中问题推动技术的发明），有的成果“出生”后根本不赚钱。该现象并不能说明实践中没有问题，而是缺少畅通的立项途径和机制。
他解释，很多科技规划、科技项目的编制与评判，多以技术权威、学者型专家为主，他们既是裁判员、又是运动员，所以看到立项的科技成果不是国际一流、就是国内领先。
无风险的风险投资
“谁都清楚，解决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投入问题，有个最佳办法”，用赵梓森的话说，就是依靠“允许失败”的风险投资。据悉，风险投资也分阶段，即种子期、成长期和成熟期，不同的阶段用力有轻有重。
“目前多以政府形式的风投居多，他们只将钱投给成熟期的项目和技术。”邓秀新用专业话打个比喻：“苗长大了、甚至要结果了，施瓢水就等着摘桃子。”
风险对应高回报，他说：“现在的科研往往是不差钱、不差办法，差的是风险意识，做的都是无风险的风险投资。”
(湖北日报)记者涂亚卓通讯员曾波